本网讯（通讯员 梁浩榆）5月30日下午，美国乔治城大学哲学系教授John Greco带来了一场题为“如何使德性认识论社会化”（How to Socialize Virtue Epistemology）的精彩讲座。作为当代德性认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Greco教授长期致力于从认知德性的角度理解知识和认知规范性的本质。在本次讲座中，他以证言知识(testimonial knowledge)为中心，基于自己在《知识的传递》(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一书中主张的联合能动性理论(joint agency account)，回应了学界关于德性认识论“过于个体主义”的批评。

Greco教授回顾了上次讲座中讨论的，认识论的三个任务：解释，如说明什么是知识；批判，即理解我们何以会在认识上失败；改进，即探讨如何提升我们的认知处境（epistemic position）。这些任务在历史上几乎都是从个体出发。然而，随着社会认识论的兴起，原本以“我”为中心的问题，也应逐步转向“我们”：我们如何共同知道、我们如何共同失败，又如何通过改进制度与合作机制来提升整体的认识处境。

Greco教授首先系统地重申了德性认识论的基本立场：知识是“一种源自卓越认知能动性的成功”（a kind of success from excellent cognitive agency）。这意味着，一个人的信念若要构成知识，必须不仅是真的，而且是因为她展现认知德性（如可靠的推理）所致。德性认识论有许多理论优点：解释源于运气的成功和源于能力的成功的区别；解释一些直观的区分（如基于可靠推理和一厢情愿形成的信念），解释为什么知识比源于运气的真信念更有价值。

然而，德性认识论在处理证言时遇到了困难。例如，当一个非物理学背景的普通人从一位专家那里得知某一物理理论时，我们很难说这种知识主要归功于听者的认知能力。Greco指出，许多学者为此转向反还原论（anti-reductionism），主张证言知识不能还原为归纳推理的特殊情形，而应通过信任等独特认知能力来解释。但他进一步提醒，反还原主义并不等于反个体主义（anti-individualism）。许多看似强调社会性的理论，实质上仍将知识的基础归于个体——归于听者是否能适度地信任、识别、判断说话者是否可靠。这种处理方式虽反对将证言还原为简单归纳，但其本体论上仍是“个体中心”的。

为此，Greco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将证言知识理解为一种联合能动性（joint agency）。他基于行动理论中关于共同行动的经典分析（如Gilbert和Bratman的工作），指出在许多实际交流中，说话者与听者并非分别行动，而是拥有共同意图，相互配合，完成知识的传递。就像两个朋友一起走向一家餐厅，与两位陌生人碰巧走在同一方向相比，前者才构成真正的“共同行动”，因为彼此之间有着明确的、被理解并共享的意图。

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成人与儿童玩接球游戏。尽管儿童本身能力有限，但只要他试图配合，当他成功接到球时，我们自然地将成功归于两人的协作。知识传递亦然：一个孩子从父母处学到“青蛙吃虫子”，这种成功并非仅仅来自于听者的认知能力，而是源于证言传递中听者和说话者的合作。证言交换中的知识传递要求：说话者拥有知识；说话者有通过断言传递知识的意图；听话者对这一意图的理解与共享；双方为了实现传递知识的共享意图，在语言、语境与行动上的高度合作。

此后，Greco教授讨论了两种重要的德性认识论：Zagzebski和Sosa的理论，并指出了这两种理论面临的问题。最后，Greco教授总结了整场讲座的要旨：我们应当区分关于证言知识的反还原论与反个体主义。反还原论未必是反个体主义的。反个体主义——而非反还原论——才能把握社会认识论的精神，即知识依赖于他人或社会环境。德性认识论可能（但并不一定）是反个体主义的。联合能动性理论能够为结合德性认识论和反个体主义提供思想资源。

在讲座的问答环节，师生们围绕多个关键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同学追问Greco教授所区分的“能力一型”（competence type 1）与“能力二型”（competence type 2）是否面临哲学上著名的“一般性问题”（the generality problem）；有老师提出，应如何理解“群体知识”（group knowledge），是否存在不同规模下知识传递的机制差异；还有老师就Greco理论与Sosa的德性可靠主义（virtue-theoretic reliabilism）的比较和Greco教授展开讨论。Greco教授一一作出了精彩回应。整场讲座内容翔实，论证细致，赢得了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