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期以来，人们将政治哲学视为分支哲学和部门哲学，从而把它排斥在第一哲学的门外。但从哲学发展的实际历史来看，政治哲学的身份问题和第一哲学问题，都具有远超人们通常理解的复杂性。透过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概念，我们应当将第一哲学的判定标准树立为时代问题和价值位阶。根据这个标准，不管是在古希腊得到发展的古典政治哲学，还是近代之后发展起来的现代政治哲学，都占据了第一哲学的高度，拥有第一哲学的身份。充分认识政治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问题，对于如实地把握政治哲学在哲学发展史和学科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对于推动政治哲学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政治哲学;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

作者简介：李佃来，成人视频 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哲学。

文章来源：《求索》2024年第5期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在英美学术界全面复兴，成为引领时代学术风潮的显学。近20多年来，政治哲学在中国学术界也经历了一个从相对寂寥到不断繁盛的发展过程，并且已晋升为哲学的二级学科。然而，这个情况并不意味着政治哲学在今天已经获得了一个无可争议的“崇高”地位。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政治哲学无论如何都不是作为主干的“第一哲学”，而是从哲学的知识主干中衍生和分化出来的、难以从根本上彰显哲学之标志性特质的分支哲学和部门哲学。虽然这一认识符合我们对哲学知识类型的直觉和初始印象，但真正说来，不管是政治哲学的身份问题还是第一哲学问题，其复杂性都远超人们的通常理解。从哲学发展的实际历史来看，我们不仅不能把政治哲学先定地安放在分支哲学和部门哲学的位置上，相反需要从第一哲学的层面来认定，因为在哲学发展的一些关键时期，政治哲学恰恰具有第一哲学的定位或地位。本文力图在追溯和重释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概念的基础上，从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这两个节点出发，在史论结合中来正本清源地阐明这个问题。

一、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概念

在哲学史上，“第一哲学”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概念。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今天在谈论第一哲学时，不仅会立即想到亚里士多德，而且也往往会相沿成习地将其作为立论前提。这样来看，要阐明政治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问题，就很有必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概念。

从理论体系上看，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概念内置于他的知识类型学，亦即他对不同科学的划分。按他的划分，科学包括理论、实践、创制三种类型。其中，理论科学（也被称为思辨科学或沉思科学）的根本任务是探索必然性的原理和真理，实践科学涉及人的行动及价值选择，创制科学则关注人造物的生成和作品的创作。第一哲学就包含在理论科学中，另外，物理学（即自然哲学）和数学也属于理论科学。这一划分给定了第一哲学的知识外延，后人在理解和阐释时，将之称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不过，“形而上学”是一个过于笼统的称谓，而按亚里士多德本人的界定，第一哲学是以“作为存在的存在”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存在着一种考察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就自身而言依存于它们的东西的科学。它不同于任何一种各部类的科学，因为没有任何别的科学普遍地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而是从存在中切取某一部分，研究这一部分的偶性，例如数学科学。既然我们寻求的是本原和最高的原因，很明显它们必然就自身而言地为某种本性所有。故假若寻求存在物之元素的人寻求的就是这些本原，那么这些元素必然并不为偶性而言的存在所有，而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所有。所以我们应当把握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之最初原因。”(1)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作为存在的存在”？这需要提到亚里士多德对质料和形式的区分。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区分和说明，质料和形式是认识实体及其生成原因的两个方面。与质料相比，形式代表了本质，后者为前者赋予现实性。所以，探求万物本原的关键所在就是把握形式。物理学的研究必然离不开质料，但第一哲学的工作则是研究可以脱离质料的纯形式，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即是，“确定分离的纯形式的存在方式及其本质，这是第一哲学的任务”(2)。这个纯形式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也就是纯存在。这个纯存在不同于物理学等科学所研究的有形可见的存在物，它是存在物的本原或终极因。

现在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为何把研究纯形式和纯存在的科学称为“第一哲学”？这一科学的“第一性”来自何处？亚里士多德指出：“设若在自然组成的物体之外没有别的实体，那么物理学就会是第一科学。设若存在着不动的实体，那么应属于在先的第一哲学，在这里普遍就是第一性的。它思辨作为存在的存在、是什么以及存在的东西的属性。”(3)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明，第一哲学的“第一性”似乎是一个逻辑位阶问题，即在物理学研究的具体质料实体之外，还存在逻辑在先的、普遍的形式实体。只有先把握住后者，才可能达到对前者及万物存在的把握。但事实上，问题的答案并非如此，因为这本质上不是一个逻辑位阶问题，而是一个价值位阶问题。

展开来说，古希腊人将哲学视为爱智之学，而亚里士多德对第一哲学的界定，也是以对智慧的追求为尺度和标准的。在他看来，“在全部科学中，那更善于确切地传授各种原因的人，有更大的智慧。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那种懂得个别事情应该为什么而做的科学，是诸科学中占最主导地位的，和从属的科学相比，它起着更大的指导作用。它是个别事情的善，总而言之，在整个自然中它是最高贵的”(1)。显而易见，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认知和评价，探求本原或终极因的科学，是最有智慧的科学，也是在诸种科学中占据最高贵地位的、最受重视的科学，相当于科学中的“王冠”。由于纯形式和纯存在构成了万物的本原或终极因，所以，以之为研究对象的第一哲学，也就是最有智慧的、最高贵的“王冠”科学。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将第一哲学又称为“神学”，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说“最有智慧”“最高贵”乃是一种价值认定，那么第一哲学的“第一性”，自然是就价值位阶而言的。

进而论之，在价值位阶上凸显其“第一性”的第一哲学，并非为亚里士多德哲学所独有，而是贯穿在古希腊哲学发展史中的一种“时代性”哲学，彰显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们的一种集体智慧。之所以这么说，理由在于：完备的科学体系在古希腊尚未发展起来，哲学与科学尚未“分家”。所以哲学家们的第一要务，就在于本着惊奇之心来刨根问底地探知宇宙奥秘和世界本原，这种探知活动在一定意义上承担着科学的功能。虽然像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他之前的哲学家们往往没有把质料和形式区分开来，但实质上，当他们把目标指向“世界本原”时，他们的探知活动就已经具有了第一哲学的底色。亚里士多德也承认这一点，所以他一方面批评前人没有明确地提出“所以是的是”这一问题（即“作为存在的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也指出，“那些设定形式的人说得极其重要”，因为他们并没有把形式当成感性事物的质料，也没有把一当成形式的质料，而是把形式当作其他每个事物的所以是的是，把一当作形式的所以是的是(2)。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讲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时，也曾间接地提到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形式是实质，它独立存在于它所由以体现的质料之外，———这种观点似乎把亚里士多德暴露在他自己所用以反对柏拉图理念说的论证之下了。他的形式原意是指某种与共相迥然不同的东西，可它却又具有许多同样的特点。他告诉我们说形式比质料更加实在；这就使人联想到理念具有唯一的实在性。看起来似乎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形而上学实际上所做的改变，比起他自己所以为的要少得多”(3)。如果正如罗素所看到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柏拉图的“理念”和“共相”具有许多共同点，那么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已经存在第一哲学的问题。

从亚里士多德对第一哲学和物理学的区分来看，后人将前者命定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总体上是恰当的。在人们通常的认知中，形而上学是一种“纯粹哲学”，相当于哲学的“母体”，所以它具有逻辑上的在先性和第一性，其他哲学形态相比而言则具有某种“派生性”和“应用性”的特点。人们往往根据这一认知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概念，并由此来讨论更广意义上的第一哲学问题，这就使第一哲学被无条件地指定为形而上学，同时也使之成为了一个与时代无关的纯逻辑问题。

在哲学史上，笛卡尔、胡塞尔等哲学家也曾明确提出过“第一哲学”概念并对之作出系统阐释。诚然，他们的这一概念是在逻辑优先的形而上学层面上建立起来的，其研究对象，即是作为思想活动和知识之开端的东西。不过，他们的这一概念在解释第一哲学问题上，并不具有普遍的效力。这涉及形而上学是否在逻辑上绝对无条件地构成一切哲学理论形态之前提的问题。17世纪以来，形而上学已不再具有昔日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于还出现过一波又一波的反形而上学浪潮。而在今天的哲学学科谱系中，形而上学也只是哲学的一个部类或曰一种理论形态，它并不必然充当其他部类或理论形态的立论前提，分析哲学、规范性的政治哲学等，则明确拒斥形而上学。由此来看，不仅是笛卡尔、胡塞尔等人的“第一哲学”概念在解释第一哲学问题上是有限度的，而且，通过确立或改写形而上学的支点来辩护某一种哲学是第一哲学的努力，也未必是合法的。我们在此自然不是要否定形而上学的意义，而是要阐明一个基本问题，即在对第一哲学的认定上，需要从对形而上学的绝对依赖中摆脱出来。

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第一哲学自然是指形而上学。但前述表明，第一哲学并非因为它是逻辑在先的形而上学而具有第一性的，或者说，形而上学并非因为它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而成为第一哲学的。古希腊的形而上学是一种以探知万物本原为目标的本体论，它作为第一哲学，主要是由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们的兴趣、价值判断和使命所决定的，其第一性和优先性，是一个价值位阶层面上的时代问题，与逻辑的先后没有太大关系。问题就是，在不同的时代，哲学家的兴趣往往是大不相同的，因而从价值位阶上看，“孰为第一哲学”完全是一个可变的问题，在形而上学“失宠”的时代里，人们即便认为它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它也未必有资格成为实至名归的第一哲学。

概言之，在对第一哲学的认定上，我们不是以是否承认、拥有或容纳逻辑在先的形而上学为标准和依据的。我们所认定的第一哲学，是在一个时代中处于最高价值位阶的、最受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们所重视的、其第一性是由这个时代的问题以及哲学家们的理论兴趣和理论任务所赋予的哲学。这一认定标准符合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概念的真实内涵，也能够很好地将哲学与时代问题关联起来，是用时代问题中的哲学来理解和把握哲学中的问题。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将会看到，不论是古典政治哲学还是现代政治哲学，都有被认定为第一哲学的资格。

二、古典政治哲学的“第一哲学”定位

在政治哲学研究上，存在古典与现代的区分。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既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理论形态，也代表了两个不同时代的政治哲学。古典政治哲学主要是指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涉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政治哲学思想，其最忠实的拥护者和倡言人是列奥·施特劳斯。在古希腊哲学的发展中，政治哲学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但我们是否就有理由将之提升到“第一哲学”的高度？

如果说要以时代问题和价值位阶为标准来认定古希腊的第一哲学，那自然还是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概念，即这个时代的第一哲学，就是以作为存在的存在（纯形式和纯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人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将这个“第一哲学”，判定为一种包含自身的问题、框架及体系的具体理论形态。如果这样来看，我们就很难在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与第一哲学之间建立起实质性联系。但实质上，即便是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将第一哲学建构为一种体系化的哲学，我们自然也不可能根据他的有关论述，来赋予第一哲学以一种特定的理论体系。虽然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是指形而上学，而在今天的学科建制中，形而上学是一种具有特定问题乃至特定体系的哲学形态，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学科建制，回过头去认识被亚里士多德命定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这就意味着，在古希腊哲学中，并不存在作为一种具体理论形态、独立于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等的“第一哲学”。

真正说来，古希腊的第一哲学代表的是一种思维范式和理论定位。也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成为贯穿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时代性”哲学。按照这个理解，第一哲学不可能独立存在于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及道德哲学等具体的哲学理论形态之外，相反，它是古希腊哲学家们考察和探知自然、政治、伦理道德的一种根本原则和追求。离开这些具体的哲学理论形态，第一哲学就注定会被解释成蹈虚无物的东西，尽管抽象性是它的一个根本特点。如果从形而上学来看第一哲学，问题同样如此，即只有结合这些具体的哲学理论形态，才能够对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作出切实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将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理解为“纯粹哲学”也是错误的。情况并不在于古希腊哲学家们先设定了这种“纯粹哲学”，再去研究宇宙和世间万物，而在于他们在研究万物的过程中，贯彻着第一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范式与原则———追求和探知纯形式、纯存在以及最高真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亚里士多德固然是把作为自然哲学的物理学与第一哲学区分了开来，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并不满足于研究质料世界，而是致力于探索世界本原，所以代表一种思维范式和理论定位的第一哲学，已经存在于这个时期的自然哲学中，亦即从第一哲学的层面来认识和评价这个时期的自然哲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站得住脚的。对于苏格拉底之后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来说，这个情况更是显而易见。

苏格拉底在古希腊哲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和分界点。自他之后，古希腊哲学迎来一个鼎盛期，同时，哲学开始从天上降到人间、从自然世界降到人和社会的世界，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开始形成，并取代之前自然哲学的地位。虽然存在这样的转折，但苏格拉底的思维范式与之前相比没有根本变化。之前的自然哲学已经开始贯彻第一哲学的思维范式，其所追求的是由世界本原所表征的知识和真理。苏格拉底同样重视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他把政治和道德中的最高善即“德性”直接命定为“知识”。亦即在他看来，只有获得了有关政治和道德的真理与知识，才有可能拥有德性。人们今天通常将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归在不同于理论哲学的实践哲学名下，认为获取真理与知识是理论哲学的目标和工作，与实践哲学无关。但这个分类并不适应苏格拉底，因为在他那里，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始终坚持对真理和意见进行严格区分，本质上还是致力于探索真理与知识的理论哲学。苏格拉底对于真理与知识的把握，即是对政治与道德世界中的纯形式和纯存在的把握，所以，他所开启的政治哲学依然贯彻着第一哲学的思维范式。这一点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体现。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是古典政治哲学的最高峰，它建基于体现第一哲学之本色的“理念论”。“理念论”将区分真理和意见的传统推向极致———理念表征的是世界万物的本真形态，是真理和本质的代名词，在其之外的是意见。建基于理念论的政治哲学，自然会把探求政治世界中的真理作为本己工作，其所塑造的“理想国”，不是指一个尚未存在的、还未获得现实规定性的政治国家，而是指一个本质意义上的、可为现实世界中的政治设计提供模型或形式的政治国家，是真理的象征。施特劳斯将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概括为“最佳政制”，这极为准确地切中了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内核。“最佳政制”就是由“理想国”所代表的政治设计和政治制度，其中的“最佳”既是一个价值判断，也是一个事实判断。其作为一个事实判断的要求之所在，就是严格按照政治的模型或形式来认识和设计政治制度，关键就是把握政治的模型或形式。政治的模型或形式具有不依赖时空的不变性和恒久性，就是政治世界中“作为存在的存在”，相当于政治的本原或终极前提，尽管亚里士多德不会完全认可这一点。这说明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没有远离古希腊的第一哲学，它同样贯彻着第一哲学的思维范式，具有第一哲学的定位，甚至将第一哲学的特色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

对于上述情况，施特劳斯曾隐晦地予以指认。在描述和评价古典政治哲学时，施特劳斯强调：“‘政治哲学’这一措辞中，‘政治的’这个形容词与其说指明一种主题，不如说指明一种处理的方式。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以为，‘政治哲学’的首要涵义不是指以哲学的方式来处理政治，而是指以政治的或大众的方式来处理哲学，或者说是指对哲学的政治导引———尝试将有资格的公民，或更准确地说，将他们有资格的后代从政治生活引入哲学生活。‘政治哲学’的这种更深层次的涵义与其平常的涵义是一致的，因为在两种情况下，‘政治哲学’均以对哲学生活的赞颂而臻于顶峰。”(1)在对“政治哲学”的理解和解释上，向来存在要么以“政治”要么以“哲学”为侧重点的分歧。施特劳斯的这段论述表明，他是以“哲学”为侧重点的。这里的“哲学”并不泛指，而主要是指古希腊人追求最高智慧、最高真理、最高知识的哲学活动，亦即第一哲学。施特劳斯将对政治哲学的理解最大程度地引向哲学，实际上就是认识到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所具有的第一哲学定位问题。这一认识也体现在他对古典政治哲学所作的另外一些界定和评论中。例如，他曾将古典政治哲学界定为有关好生活、好社会的知识，认为其所研究的“最佳政制”中的“政制”，就是赋予社会以特性的秩序和形式，如此等等。

对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而言，政治哲学具有第一哲学的定位乃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讲，情况有所不同。需要看到，今天人们惯用的“理论哲学—实践哲学”的二分法，始自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转折点，而亚里士多德在一定意义上则是政治哲学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按后者对理论、实践、创制这三种科学的区分和界定，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都是涉及人的行动及价值选择的实践科学（即实践哲学），在学科属性上有别于理论科学。亚里士多德之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与理论科学正式分道扬镳，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例如，在希腊化时代，伊比鸠鲁派和斯多葛派，都将独立于理论科学的道德哲学作为最重要的学问加以发展。近代之后，作为实践哲学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与作为理论哲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知识论等，则形成了更为严格的分界。

在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学科谱系中，实践科学不仅不同于理论科学，而且在价值位阶、价值层级及受重视程度上要低于理论科学，而第一哲学则处在理论科学以及全部科学的“塔尖”。这个情况是否表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已经歧出了具有第一哲学定位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从而成为了一种纯粹的实践哲学？

完整地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思想既展现在研究城邦政治的政治学中，也展现在研究人的德行的伦理学中，因为人的德行在一定意义上是理解政治的前提。不管在其政治学中还是在其伦理学中，“善”都是占据主线的最关键概念。这一概念不是指通常意义上作为一种道德品质的“良善”，而是指城邦政治和人的德行所追求的目的以及所依循的原则。政治和伦理之“善”虽然很难像科学对象那样具有无可争议的确定性，但却具有终极色彩，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政治和伦理的形式与本质。这说明亚里士多德尽管将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区分了开来，但他依然按理论沉思的方式特别是探索万物本原的第一哲学范式，来建立有关政治世界和伦理世界的知识，并为这两个世界“立法”。这就意味着他没有离开“最佳政制”这个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展现其政治哲学思想的政治学和伦理学，无不建基于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罗素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个问题，他这样说道：“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每一点上都是和他的形而上学相一致的。的确，他的形而上学理论本身就是一种伦理上的乐观主义的表现。……他的实践伦理学大部分的确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哲学性，只不过是观察人事的结果罢了；然而他的学说中的这一部分尽管可以独立于他的形而上学之外，却并不是与他的形而上学不一致的。”(2)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虽然是政治哲学上的一个转折点，但其政治哲学并没有改换为一种根本有别于理论哲学的纯粹实践哲学，在理论定位上仍属于苏格拉底开启的古典政治哲学，因而将之放在第一哲学的层面来加以认识和评价，依然是恰当的。

概言之，将古典政治哲学放在第一哲学的层面，不是因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等政治哲学家造就了古希腊哲学的辉煌，也不是因为以《理想国》《政治学》及《尼各马可伦理学》等为代表的著作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而主要是因为“第一哲学”的思维范式和理论定位，深刻地体现和印证在古典政治哲学中。“第一哲学”不仅仅只是一个名称，更加重要的是，这个名称指代的是一种在古希腊真正具有第一优先性和第一重要性的哲学。同理，古典政治哲学不只是与“第一哲学”概念相符合，更加根本的是，它充分展现着古希腊哲学家以探索万物本原、追求最高智慧为主线来发展哲学的“大逻辑”，在实质上占据了第一哲学的高度。

三、现代政治哲学的“第一哲学”地位

与古典政治哲学相区别的现代政治哲学，主要是指17世纪之后发展起来的法权论政治哲学。总体上说，现代政治哲学是一种纯粹的实践哲学，不再与理论哲学纠合在一起，不再关注政治的本质和本原这类终极问题，而是将着力点放在权利、自由、平等、正义、法等价值和问题上。就现代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而言，则包括霍布斯、洛克、卢梭、休谟、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边沁、穆勒等近现代政治哲学家，以及罗尔斯、诺齐克、柯亨、哈贝马斯等当代政治哲学家。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总体上也应当被视为现代政治哲学，不过他开辟出的是一条建基于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新路线，这根本有别于西方的法权论政治哲学。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我们有理由将古典政治哲学提升到“第一哲学”的高度，那么，我们是否也有理由将现代政治哲学提升到这一高度？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能贸然地给出答案，而是需要通过追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生发展史，来正本清源地予以回答。

近代之后，西方哲学逐渐打破了中世纪的那种“贫乏”“沉寂”乃至“死寂”的状态，进入到继古希腊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期。在这个新的时期，哲学的兴趣、使命、任务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关键的一点是，哲学和科学完成了“分家”。相应地，探索万物本原和自然规律的任务整体性地交付给了科学，作为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由此从“第一哲学”的高位上跌落下来，甚至于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都难以受到哲学家们的格外重视。当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家是例外，例如黑格尔曾以神庙里的神像为比喻，来强调形而上学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这样来看，我们不可能再将第一哲学不由分说地认定为形而上学，即便人们认为形而上学在逻辑上是一切哲学理论形态的前提。要如实地指认出属于近现代的第一哲学，就依然需要落脚于时代问题和价值位阶，这是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概念中所引申出的最恰当、最有理论解释力的标准。

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是笛卡尔，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1)，而正是笛卡尔的著名论断“我思故我在”，将思维牢牢确立为哲学的起点。思维这条原则，也就是以“我”为中心点的主体性原则。而事实上，在笛卡尔之后的西方近现代哲学中，主体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且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哲学中最具有标志性的、处在最高价值位阶的原则。由此而论，我们不仅可以把西方近现代哲学笼统地称为“主体性哲学”，而且也应当依据主体性原则来判定第一哲学。这样一来，人们可能会立即把“第一哲学”的名号给认识论，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在近代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率先发展起来的哲学传统，正是包括唯理论和经验论在内的认识论传统。

不容否认，近代之后的哲学不再关注自然奥秘、万物本原这类问题后，其任务之一，就定位在阐明人类思维的本质、功能、边界，从而为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提供方法，而这一建基于主体性原则的任务，正是由认识论承担起来的。如果说这个情况造就了一个属于认识论哲学传统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的担纲者，几乎都是彪炳思想史册的哲学家，包括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等等。然而，我们不能由此而断然地将认识论哲学，判定为西方近现代的“第一哲学”。

需要看到，只有在一个堪称“变局”的历史时代中，近现代哲学中凸显出来的主体性原则，才能够获得完整而透彻的审视。事实上，西方近代就是一个发生重大历史变化和重大社会转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所发生的变化和转型，尤为突出地体现在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纽带的商业社会以及以人为中心的新教的确立中，同时也体现在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不难看到，主体性原则作为一条不变的主线，贯穿在这些变化和转型中，或者说这些变化和转型，一体造就了一个崇尚和高扬主体与人的时代。由此而论，笛卡尔及其之后的哲学家倒不是出于为认识论哲学建立前提的需要而确立了主体的牢固地位，他们的主体性概念是在顺应时代之变的大前提下提出来的，其所表征的是这个时代中最深刻的历史变化。这也正如黑格尔讲过的，在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举一动无不与世界相联系(1)。

从上述时代之变来看，主体性原则需要在“认知”和“价值”这两个方面得到完整理解。认知主体彰显的是人在认识和把握世界上的能动性和能力，而价值主体彰显的则是人的生命存在、尊严、应得身份以及人格，具体体现为以权利、自由为标志的现代价值。显而易见，当人们将主体性与认识论联系起来时，这个主体性只是指认知主体，并未涉及价值主体。而就价值主体的确立而言，其所塑造的正是现代政治哲学以及属于这种政治哲学的大时代。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有二：其一，现代政治哲学作为一种法权论政治哲学，就是围绕以权利、自由为标志的现代价值发展起来的，它建立在价值主体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发挥着为价值主体提供辩护的功能；其二，价值主体的确立带来了一系列具有规范意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包括如何阐明社会政治生活的伦理基础、如何为政治制度的设计提供价值前提等等，而现代政治哲学正是在回应和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解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主体性时，将目光主要投向了认知主体，对于价值主体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与此相对应，当人们在梳理、考察西方近现代哲学发展史时，通常都侧重于认识论，对于政治哲学的挖掘和阐释往往浅尝辄止。甚至于黑格尔在梳理他之前的近代哲学时，也都是这个情况。他从思维主体这条线索来切入近代哲学，而思维主体对他而言就是认知主体。所以，他主要是在认识论层面上完成了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史的整理工作，政治哲学则没有成为这一工作的支点。例如，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讲到洛克和休谟时，就没有提到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而只是把他们定位为经验论哲学家。

然而，我们要认识到，与认知主体相比，价值主体的确立，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及包含在其中的重大历史和社会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在商业社会还是在宗教改革抑或启蒙运动中，主体性原则通常都是在价值主体的维度上被彰示的，作为价值主体之形式的权利和自由，都被视为头等重要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还可以说，价值主体的确立，乃是认知主体得以确立的一个潜在前提。亦即，在认知主体得以普遍确立之前，价值主体不仅已经确立起来，而且也由此缔造了由人和精神来为世界立言的时代法条，认知主体既建立在这一法条的前提上，也实现着这一法条。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要如实地把握和呈现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生发展史，并准确地判定这个时期的第一哲学，就不能将目光仅仅锁定在认知主体和认识论哲学上，当然也不能锁定在形而上学上，而更应该将目光投向价值主体及由之所塑造的政治哲学。哲学就是在思想中把握时代，时代问题不仅成就了以理论和思想的形式得以呈现的哲学，而且也是哲学的内容和内核，这一点对于与世界建立起紧密联系的近现代哲学来说更为突出。随着价值主体的确立，近现代西方历史进入到一个重新建立规范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里发展起来的现代政治哲学，不仅拥有坚如磐石的历史根基，而且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回应和回答着各种重大现实问题。在此意义上，我们绝不应当把它视为从哲学的知识主干中分出的“枝杈”，也不应当将它看作处在形而上学之下的部门哲学，而应当把它判定和指认为位于最高价值位阶的“第一哲学”。在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理解和解释上，同样存在“纯粹哲学”的说法，而这依然是指形而上学。但实质上，作为第一哲学的现代政治哲学，就是一种很纯粹的哲学，或者说就是一个时代里的哲学主干甚至是哲学本身。近现代是一个属于认识论哲学传统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属于政治哲学传统的时代，而且两相对比，后者处在更加根本和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扩而论之，在与认识论以及形而上学的对比中来阐释现代政治哲学作为第一哲学，涉及如何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加以比较这一更大更广的问题。因为如上所述，近代之后，政治哲学已经纯化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与作为理论哲学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形成了明确的分界。根据黑格尔的记述，德国哲学家沃尔夫曾区分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1)。这一区分建立在对近代之后西方哲学体系的认识上，不过沃尔夫将实践哲学视为理论哲学在实践活动中加以应用的结果，这种观点在今天依然很盛行，但却是极不深刻甚至极其错误的。实际上，在康德那里，这个问题就很明朗了。康德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和划界。理论哲学和理论理性也被称为思辨哲学和思辨理性，主要指涉的就是“我能够知道什么”的认识论。而实践哲学和实践理性既指涉道德哲学，也指涉政治哲学，追问的核心问题即是“我应该做什么”。人们有时将其政治哲学仅仅指示为有关法权问题的哲学思想，但其实，要完整地把握其政治哲学，就不能忽视他在实践理性上的核心思想。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了“纯粹实践理性在其与思辨理性相结合时的优先地位”问题。他强调：“在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结合成为一种知识时，后者占有优先地位，因为已经预设的是，这种结合绝不是偶然和随意的，而是先天地基于理性本身的，因而是必然的。因为没有这种隶属关系，就会产生理性与自身本身的一种冲突；因为如果两者仅仅相互并列（并立），那么，前者就会独自紧紧地闭锁自己的边界，而不从后者接受任何东西到自己的疆域中来，但后者仍然会把自己的边界扩展到一切之外，并且在它的需要有要求时，力图把前者一起包括到自己的边界之内。但是，人们根本不能苛求纯粹实践理性隶属于思辨理性，从而把这种秩序颠倒过来，因为一切兴趣最终都是实践的，而且思辨理性的兴趣也只是有条件的，惟有在实践应用中才是完整的。”(2)我们看到，康德在这里将实践理性摆放在优先于思辨理性（理论理性）的位置上，认为“一切兴趣最终都是实践的”，这相当于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倒转了过来，即不是在理论哲学的维度上来命定第一哲学，而是在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实践哲学维度上为之，虽然他没有使用“第一哲学”这个术语。另外，康德在这里虽说是基于先天理性来提出问题并加以论证的，但其实他的观点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具有优先性和第一重要性的哲学，正是实践哲学。事实在于，不仅是康德，而且还包括霍布斯、洛克、休谟等，都在事实上把实践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订立为了他们的第一哲学，虽然认识论也是他们关注并着力发展的哲学。例如，在《人性论》中，从道德出发来研究正义的休谟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道德比其他一切是更使我们关心的一个论题：我们认为，关于道德的每一个判断都与社会的安宁利害相关；并且显而易见，这种关切就必然使我们的思辨比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和我们漠不相关时，显得更为实在和切实。”(3)

将在近代之后所发展起来的现代政治哲学判定为第一哲学，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情况来看，也是有根据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的巨著《正义论》的发表，政治哲学特别是规范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迅速成为了国际学术界的显学，一个属于政治哲学的时代又一次到来。这本质上是现代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而这一复兴的根本前提，不是政治哲学在当代获得了一个新的逻辑支点，而是一系列具有规范意义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在当代的凸显。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当代获得复兴的现代政治哲学，依然不是从所谓的“纯粹哲学”中分化出来的部分，而是哲学的当代形态，是占据价值高位的“第一哲学”。充分认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哲学思想运动以及哲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举例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的法兰克福学派，将批判理论确立为其思想纲领和理论旗帜，没有关注权利、自由、正义这类政治哲学问题，但80、90年代以来，这一学派的第二代代表哈贝马斯及第三代代表霍耐特，都明确转向了规范性政治哲学研究。这个情况在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中也体现得很明显。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关注政治哲学，但80年代中期之后，这一派别的成员集体转向了政治哲学。这两个例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哲学在当代及未来所具有的生命力，也在一定意义上印证着政治哲学特别是现代政治哲学所具有的“第一哲学”地位。反过来说，如果缺乏对政治哲学的这一生命力和地位的充分认识，在对以法兰克福学派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重要哲学流派之发展的把握上，可能就会迷失方向。

综上所述，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是我们今天所研究的政治哲学的两大形态，它们所具有的“第一哲学”定位和地位，从总体上彰明了作为一种理论和学科的政治哲学所占据的高度。我们提出并阐释这个问题的目的和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为政治哲学正名。事实上，不管在学科结构上把政治哲学视为分支哲学还是部门哲学抑或应用哲学，既没有如实地反映它的本有地位和应有身份，也不利于建构和发展当代的政治哲学以及哲学的当代形态。我们不是要人为地拔高政治哲学，更不是要贬抑其他的哲学理论形态，而是通过正名，来准确把握政治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以及学科结构中的位置，同时也为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出更加广阔的空间。其次，是要实现对第一哲学问题的重新审理。长期以来，人们相沿成习地把第一哲学认定为形而上学，或者通过强调诸如伦理学、美学等的重要性而赋予其“第一哲学”的名号，这不仅没有看到第一哲学问题的复杂性，而且还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模糊不清。我们透过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概念，将第一哲学的判定标准树立为时代问题和价值位阶，这不仅阐明了政治哲学的地位和身份问题，而且也使第一哲学问题本身变得清晰可见。再次，是要为准确、深刻地盘点哲学发展史提供一个新视角。具体一点说，把政治哲学放在第一哲学的层面上，能够让我们在更贴近时代问题的前提下，来呈现古希腊哲学以及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及理论主线，这自然不是要“篡改”哲学史，而是回归哲学史的应有之义。不过，政治哲学作为“第一哲学”是一个相对的提法，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因此，究竟何为第一哲学，这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们期待学术界继续讨论。

【注释】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页。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3)[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12页。

(1)[美]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80-81页。

(2)[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3-234页。

(1)[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9页。

(1)[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页。

(1)[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0-211页。

(2)[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

(3)[英]休谟：《人性论》（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