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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元江:从梨园戏人的口述反思“现代戏曲”的问题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6-11-19

【内容摘要】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面对当下“现代戏曲”的编演要求,几代梨园戏人却表现出极为冷静的坚守传统的定力,如此独特的现象颇耐人寻味。一是对梨园戏传统的自足自信。这表现在梨园戏人坚守剧种品格、吃透表演传统技艺的精髓、遵循以行当为中介的表演范式和尊重老艺人的具身性传授等几个方面。二是对梨园戏非“情节整一性”的体认。尤其在真正懂得传统戏曲艺术表演格范的艺术家看来,以“艺术完整性”为核心的“现代戏曲”是一条特别让人心累的歧路。三是对梨园戏话剧化的痛切感受。梨园戏人尤其对“现代戏曲”所秉持的话剧思维持谨慎的保留态度。四是对现代戏曲“不合时宜”的反思。梨园戏人尤其是对“现代戏曲”强调映射介入现实的非普遍人类价值存有疑虑。

作者简介:邹元江,成人视频 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著名美学家刘纲纪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美学、戏剧美学;

文章来源:《戏曲艺术》2026年第2期


“现代戏曲”这个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个概念加以论证,甚至目前从理论阐释到創作实践都成为戏曲界的主导倾向。但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面对当下推行的“现代戏曲”编演要求,几代梨园戏人却表现出极为冷静的坚守传统的定力,这一独特现象颇耐人寻味。


一、对梨园戏传统的自足自信

梨园戏的独特之处是有“小梨园”,还有“大梨园”(上路、下南)。这三个流派在剧目、表演、音乐和风格上都有各自的特点。从剧目看,梨园戏被誉为古南戏活化石,保留了许多南戏的剧目。“上路”的像《王十朋》,多演忠孝节义。“小梨园”像《陈三五娘》《高文举》,主要以儿女情长为主。“下南”的就草根一点,诙谐,口白较多。虽然《李亚仙》《吕蒙正》这些剧目小梨园、下南都有,但主要是小梨园戏目。虽然一般说三个流派各有十八棚头戏目,但小梨园留下来的东西,尤其是经常上演的剧目就比较多一些,而上路、下南的戏留下来的比较少。下南的戏很多剧本还有,但是还没有恢复,所以,现在下南的戏演出也比较少。从表演看,学生在艺校开蒙主要是剧目学习,就是小梨园的《陈三五娘》《高文举》这些小梨园戏,不会进去的时候就教他们下南、上路戏,而是要先教有“十八步科母”系统规范的小梨园戏。从音乐看,梨园戏的音乐灵魂就是活化石般的南音。从风格说,小梨园比较严谨,上路比较自由,下南更放得开一些。林苍晓老师的体会是,表演时,“会觉得小梨园比较束缚,上路比较自由,演小梨园你会小心翼翼,比较规矩,到上路就会放开一点,如果到了下南,肯定会放得更开了。比如像《王十朋》,他那个脚就敢抬起来,你如果演小梨园,陈三的脚抬起来就很难看了。上路就比较苍劲一点,人物比较刚(强),小梨园要求还是比较柔一点,脚抬起来好像就不大典雅了,不符合他小书生的气质。”青年一辈的白明也是这么体会的,他说:“小梨园的戏我们基本上不动,一句曲一步科,固定的程式,我们不会去改动它,像《陈三五娘》那个戏就基本上不会改动,上路、下南这些戏比较草根,比较诙谐的这种,就会稍微改动一下。”林苍晓说:“蔡尤本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小梨园,而李明泉老师傅他就偏于上路,姚苏秦老师就偏向小梨园,但是他上路也会演,下南的也会演。龚万里老师的师父对下南的戏就演得比较多。而我,我们艺校的那些老师大部分是偏向小梨园的,其实上路的戏,是到了剧团来才开始演,在艺校的时候,都是小梨园。”正是因为梨园戏历史悠久、剧目繁多、声腔古老、表演严谨,所以,梨园戏人对自身剧种传统的自足自信也表现在多个方面。

(一)坚守梨园戏的剧种品格

林苍晓说:“那些传统戏,我们通常会比较少去改它,只是立起来的时候再来加减。我们的观念是最好不要去动它,少动它,就像王仁杰老师所说的,比如古董,它就是破,你用铝合金把它接起来,放在那边,其实那也是非常不完整的,你不如让他有残缺美。你看我们的博物馆,那些文物有些头都快掉了,在那里也很美,你再给它修好,给它喷漆,没有什么意义,对于传统戏也应该这样,要有残缺的美。七八百年前,这个剧种是怎样的,我们肯定不清楚,但是剧本就在啊,我们的科步在,曲牌在,你再怎么演,也是梨园戏。”即便是新编戏,也要尊重剧种的传统,比如《倪氏教子》,作曲是个年轻人,林苍晓认为:“从音乐角度来说,应该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好的,就是锣鼓,我非常不喜欢他老是用那个大鼓,那个是高甲戏,梨园戏基本上很少用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分那么清,到底敲这个是高甲戏还是梨园戏?感觉就不是梨园戏。我们梨园戏,比如说温金是宰相的女儿,她的出场就用马锣鼓,她的身份就出来了。《倪氏教子》也可以用这个,不是更梨园吗?为什么要弄‘咚咚哐’,那个不是啊。”不仅如此,就是演现代戏,剧种的特色也不能丢。林老师说梨园戏剧团过去演现代戏也很多,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比如王胜利老师、许天相老师、林赋赋老师他们演现代戏演得非常多,演得也非常好,特别是到了《枫林晚》这出戏,我们去北京演,连‘北京人艺’的都来看,说你们演得太好了,梨园戏来演这种现代戏还可以演得这么好(令人吃惊!)。关键是这些现代戏,梨园戏的味道还在,最可怕的是有些剧种演了现代戏就会失去自己的特色。剧种的特色一定要非常明显,不管是演现代戏,还是传统戏。”

(二)吃透表演传统技艺的精髓

梨园戏表演的精髓就是“十八步科母”。无论是演小梨园戏,还是演上路、下南戏,都要学习这“十八步科母”。不仅要学,还要懂得怎么用。尤其是演上路、下南戏,就要有变化,而不是硬套,这与小梨园不一样。林苍晓说:“小梨园它就要硬套,不然他小孩子不懂得感情,你一定要教给他动作科母,不然他就不会演。他没有模仿就不会演”。林苍晓对“十八步科母”有深刻的理解:“梨园戏的‘十八步科母’是非常独特的。全国很多剧种的动作都会说是‘科范’、‘科步’、‘科介’、‘动作’,为什么只有我们梨园戏说是‘十八步科母’?‘科母’这个‘母’,是母亲的母,一个母亲可以生很多孩子,‘科母’就是动作的源泉,剧中人物的动作,你是可以化的,即在‘科母’中变化成人物的动作,它不是死的。你学的时候‘科母’当然是死的,这个动作一定要到哪里,就一定要到哪里,学的时候是非常规范的,可一旦用到人物身上,这个动作就要跟进人物的那种特定的身份来表演,所以说,我们梨园戏人才会叫它‘十八步科母’。”

正是缘于梨园戏人这种对本剧种表演精髓“十八步科母”程式的坚守,即便是“文革”时期移植“样板戏”时也如此。龚万里说当年梨园戏学“样板戏”时也不像其他剧种那样“学样板戏的京剧招式一二三四,我们还是用我们的梨园戏的科母程式。当然,科母用在样板戏人物身上,我们还是要把它们化开。怎么化呢?比如唱《沙家浜》,我们还是用梨园戏的科母来演,并不会照搬京剧的程式动作,但会比较靠近生活动作一些,可仍是梨园戏的科母程式,处于一种既生活化但同时又保留一定的科母程式形态的临界点之间。这样,观众既可以接受,演员也能自如表演,人物形象也可以塑造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演话剧,你还得有梨园戏科母程式的表达,这就有了独特的梨园样板戏的韵味。”

(三)遵循以行当为中介的表演范式

传统戏曲演员如何进入創作状态,林苍晓认为首先要有行当意识。他说:“其实你看剧本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人物大概是这样子的,先归一个行当,比如,你有胡须,你就是老生,属生行,我们要去行当里套,然后再加减,稍微有些变化。陈仲子是陈仲子,朱买臣是朱买臣,王魁是王魁,人物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三个人物同属一个行当,但是你表演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的,走起来肯定也有差异。”

这些年各剧种創排新戏,由于导演的主体意识过于强势,导致演员的行当意识越来越淡化,可梨园戏却一直非常重视强化演员的行当意识。龚万里回忆当年改编京剧样板戏《沙家浜》时,也特别注重梨园戏的行当如何适应剧中人物的类型问题。他说:“特别是表演这方面,为了比较能够接近我们的风格,老师们会按照这些角色的形象来有意识选择不同的行当来演绎,首先还是要考虑行当的问题。比如胡传魁,比较适合净行,刁得一就用丑行,考虑到刁德一比较阴险,要显得比较稳重,就用了‘公子丑’这个行当。这样一来,由谁来演,就可以对号入座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比如阿庆嫂,你用‘大旦’来演也可以,可用‘彩旦’来演就过于夸张了。所以,就以大旦为主,同时必须吸收一些彩旦的表演,因为,阿庆嫂的性格是比较泼辣的,你的动作幅度就要比较大,不过,大旦的稳重、机智也要表演出来。”林苍晓排演《陈仲子》这出新戏时,他对陈仲子这个人物的构思首先也是从行当出发的。他说:“第一是要定行当,定一个大概的行当,然后再根据这个行当去选择程式。你要以上路为主还是以小梨园的为主,你要先定下来。我是以上路为主,然后再辅助一些小梨园的动作,强化比较细腻的一面,因为这个人也有非常细腻的地方,他的思想非常的细腻,又非常活,他在想的时候,动作就要小一点,等到想出来了,动作就要大一点,他悟到了。他在想的时候会比较拘谨,一旦他想到了,就不一样了,那种感觉一定要有。”

梨园戏虽然遵循以行当为中介的表演范式,但作为“七角围”的小梨园戏班,从传承老师的示范来看,仍保留以某一个行当为主,但鼓励跨行兼演其他行当的传统特色。这种特色的形成其实和梨园戏传统的“七角围”传授方式密切相关。龚万里曾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他入梨园戏班学戏的情形,说教他们戏的老师都是多面手,这一点和京剧的传授不太一样:“京剧是一个行当就教一个行当的戏,其他的行当不怎么注重,所以,有些剧团的戏码就会有偏重。这个(台柱子演员)的净行戏比较好,那么,这个剧团就会围绕净这个行当多演一些戏。武生戏也是这样,都是行当分明的。梨园戏不同,我们的老师傅多才多艺,各个行当全通。因为教戏念戏文的时候,七个人围在鼓边,陈三念什么,五娘念什么,都是同一个师傅教的,同时还能做示范,不能做(示范)等一下就无法排戏,因而要求生旦净末丑外贴七个行当都得通。所以,我觉得假如我能像老师傅他们那样,我应该把这些剧目传授给孩子们。林大、卓二、益春他们的出场、做场、道白、唱曲都不一样,但都是老师傅他教的,就他一个人。‘满腹是戏’说的就是这样子的老师。我很佩服他,现在还很敬畏。怎么有那么大的能量,戏那么多,而且他是只凭记忆,没有文字(剧本)。”梨园戏的传承向老师学戏,但学无常师,更不拜师,这就鼓励了大家跨行学戏,充分发掘自己的潜在创造能力。由此可见,跨行兼演并不仅仅是因为过去“七角围”班人手不够、减少演出成本的问题,而是拓展了演员表演的空间,也克服了行当程式的局限,更有利于焕发出演员潜在的创造力。

(四)尊重老艺人的具身性传授

林苍晓对此有极切身的感受,他说我们现在教学生“还是用师傅怎么教我们的就怎么教(的方式),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也大体上成体系了。主要还是口传身授,这个曲要怎么唱,这个白要怎么念,锣鼓要怎么样。老师傅教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老师傅很多都不认识字,但是他们的记忆太好了,整个剧本、整个角色他都可以记下来,连动作,连锣鼓、曲调、表演、台位,老师傅他们真的太厉害了,我们有时候要演一个演过的戏,再来排,都会忘记,而他们没文化,但是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太厉害了。老艺人比话剧导演更导演,导演只是说你这个感情要怎么处理,你要走到这边去才会比较顺如何如何,老艺人不是,他是连动作、人物、唱曲、道白,整个舞台的怎么调度,每一个人的道白他都清楚,每个人的曲调他都会唱,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现在总是有一种依赖,忘了就从剧本上看一下,就好了。而老师傅看剧本也看不懂,所以,他要死死地把它记住。很多的剧本都是靠他们口述,音乐也是靠他们传唱,都是这样。就表演来说的,老艺人很难去口述,只能由他来演,你看,他不懂得怎么去写,甚至无法口述我是怎么创作这个人物的,我是怎么开始表演的,所以很容易就失传。”这种口传身授的具身性传授方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虽然这些老艺人没有文化,不识字,但这却恰恰凸显了戏曲艺术家“从整个身体展开他的艺术”的审美特征——非文字记忆的视觉意象和听觉乐象的具身记忆。

对老艺术家非文字记忆的姿势化具身性表情,曾静萍近几年有特别深的感受,她说:“我现在对表演,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表演’这个词对演员来讲是不好的。演员扮演一个角色有时候太注重表演,舞台上如果表演一个存在的东西,还要真实,要在行当里头产生这个角色或角色的灵魂,正如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会经常说你这个(灵魂)怎么没有表演出来,——显然,‘表演’这个用词并不好、不恰当。我觉得在人物里头去消化一切的时候,就已经超出了‘表演’这个词,所以我发现,传统戏根本不用表演,每个程式动作规范到位,细腻,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你的细腻(动作身段)在控制你的肢体把它外化出来的东西,那不是‘表演’,那是一种感觉。所以,我对‘表演’的看法还在变,这几年我一直在研究这些东西。戏现在我演的比较少,有点可惜,我在想如果有一个更好的状态——现在很多事情缠身,没有办法清零——把自己对‘表演’的概念完完全全地在我的戏里传递出来,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看法。”显然,曾静萍这种对戏曲表演的非表演性的感觉就是蔡秀英老师姿势化具身性传授给她的传统戏所打下的“双重身体图式”的深深烙印。的确,有了“十八步科目”的童子功奠基,梨园戏演员就获得了这种“双重身体图式”的表现力。即是说,戏曲的表演就不是刻意的、体验式的表演,而是将程式中原本就积淀着的“情感的因素和审美因素”加以自然精确的姿势化具身显现的表演。


二、对梨园戏非“情节整一性”的体认

关于梨园戏非“情节整一性”及非“体验论”,也即非话剧化的问题,相当复杂。主要的原因是,梨园戏剧团早在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三代艺术家大多都有过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导演体系学习的经历。譬如龚万里就受斯坦尼的影响很大,不仅仅是他,曾静萍这一辈也有好几个人到“上戏”进修过话剧导演课程。值得深思的是,正是这些梨园戏人,最后又回到了梨园戏的古老传统,并且并不认同话剧表导演的观念。这个表演观念的翻转特别值得研究。

关于梨园戏非“情节整一性”的问题,曾静萍这些年思考得比较多。她说:“今年参加小剧场戏剧节,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北京。北京的是《高文举》,全场去,上海的是《陈三五娘》,全场去。《陈三五娘》我们是用残本去,没有用1954年华东戏曲汇演的那一版。我现在发现(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很多‘戏改’改掉整理过的戏,把一些古本的精髓都整理没了。我们现在所谓觉得拖沓的、没有必要的、重复的那些东西的里面往往潜藏着戏,而且,它很具有闽南人那种‘拉呱’聊天的特色。所以在《朱买臣》这部戏中,我又改回来了。对错无所谓,我们把这些东西还原以后,到了一定的时候,不好的地方它仍会被历史淘汰,有好的就留住。”显然,曾静萍抓住了梨园戏非“情节整一性”的关键,即不追求斯坦尼意义上的“演出的艺术完整性”。关于传统戏曲并不追求“整一性”“完整性”“一棵菜”这一点,焦菊隐早就指出过:“人类各种本能中,有一种喜好单调的重复动作的本能……旧剧全场始终充满着这种重复而单调的动作……这种‘节奏的单调’、‘韵律的重复’的原则若加以放大,便是‘笑料’,旧戏里有不少处在运用这个原则。如《翠屏山》里潘老丈向女儿潘巧云说:‘你姘的是海和尚!’他女儿追他,他便从下场门跑下,又从上场门跑上,再说一句‘海和尚’,再跑下,如此三四次,必然引起观众的大笑。”柯润璞也认为,元杂剧作家非常懂得重复的喜剧效果,剧本里到处可以看到某种动作重复三次的舞台表演提示语,譬如《后庭花》《风光好》《蔫福碑》等,《后庭花》甚至出现了四次。他指出:“这样的现象只不过显示,一旦一个优良的传统建立起来了(就像这个重复三次的传统),作家就可以仗着观众对传统的接受,逾越常态而博得多一次的欢笑。这样岂不是更加美妙?”可问题是,现在中国戏曲理论界的主流形态已经偏向了西方戏剧理论,偏向了斯坦尼,即强调所谓的“情节整一性”、“演出的艺术完整性”,并由此衍化出追求舞台的“一棵菜”效果。这种倾向中国戏剧理论界早在1935年梅兰芳访苏时就已初露端倪,巴纽说:“当时中国专家们出的文章仍具有欧洲中心的专家观点的深深印记”。八十多年后,吕效平甚至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情节整一性”就是现代戏曲文体的核心。如果依照他的看法,那么,所有古典戏曲原有的结构、原本具有的叙事特点,就因为“情节整一性”的缘故,必须全部要删改,然后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起承转合、陡转、发现、高潮的戏剧模式来构作。事实上中国现代戏曲的創作早已经是这个状态了,近日,有戏曲学者甚至说,“有一些戏剧创作的理论观点为大家所公认,比如戏剧要写矛盾冲突,戏剧要着重写人,戏剧作品要有诗意,作品要有哲理性”等,并详加论证了这些创作戏曲作品基本原则的合理性。但曾静萍却并不认同这种以故事情节为核心的写矛盾冲突、人物性格、富有哲理的等同于西方话剧的创作原则,认为“中国戏曲不是这个样子的,它就是娓娓道来的,它没有什么高潮,有时候都不讲故事的,它不是以故事为核心的,往往是剧中人在聊的时候,聊出一个真理出来。”毫无疑问,曾静萍的感觉是对的,中国戏曲艺术的结构常常是只有情感的高潮,但很少有情节结构的高潮,也即,戏曲艺术并非是以故事为核心的,如果说有故事,它也只是一个故事梗概、“戏文大意”,而且是一个通过“副末开场”、“自报家门”已“和盘托出”的故事梗概,剩下的就是看优伶们如何借用极其繁难艰奥的童子功美轮美奂的将这个已真相大白的故事梗概加以复杂化、绝技化的“敷衍”展现出来。这是中西戏剧结构的最本质的差异!所以,中国戏曲艺术的舞台是看演员表演的地方,而不是或主要不是看故事如何演绎的场所,这就是早在梅兰芳访苏之前,梅耶荷德就意识到的,“东方观众全神贯注的是讲故事的艺术,而非故事情节本身”。

80多年前,连布莱希特都反对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可当代中国戏曲界竟然要搞亚里士多德式的“情节整一性”,这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从真正懂得传统戏曲艺术表演格范的艺术家的角度看,“现代戏曲”是一条特别让人心累的歧路。对此,曾静萍非常感慨地说:“我越来越觉得戏越演越想回到古本。这是为什么?从我的个人表演经历来看,演出原创戏(新编戏)是那种心累,在舞台上要不断消耗自己,特别辛苦。但到了传统戏,我却觉得特别轻松流利。这种轻松流利对于演员来讲,是一种心气相通、身心和谐的状态。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还以为前几年非遗保护项目成为国家政策的时候,好的日子要来了。没想到,原来是更糟。没办法。”为什么更糟?就是缘于将传统戏曲作“情节整一性”的删改,并挖掘所谓的矛盾冲突、刻画所谓的人物性格、添加所谓的哲理深度。而为了适应这种被删改的现代戏曲“整一性”的结构,在表演上演员必须听从话剧导演的非戏曲导排,甚至导致演员从小练就的童子功也无用武之地。这分明就是当年梅兰芳果断停演“时装戏”后曾经尖锐批评过的一条歧路。


三、对梨园戏话剧化的痛切感受

关于梨园戏非“体验论”、非话剧化的问题,梨园戏人也经历了一个非常痛切的感受过程,尤其是通过请话剧导演排演《董生与李氏》这出戏所发生的前后观念的翻转,让梨园戏人真正意识到本剧种传统的珍贵。虽然该话剧导演的简历所列的第一个代表性的导演剧目就是《董生与李氏》,但龚万里对他导演的这个戏的评价还是很客观的:“他出了一个好点子,迎合了当时的审美,改变了演出的形式,舞美设计。冲‘国家精品工程’的时候,整个舞台搭得很精致,一个天井,有窗有门,包括侧边,都架起来了,他来把演出样式丰富了。当时我就觉得,他对我们的表演有启示。但是,他在排演的时候,他排不下去,他说:‘龚老师,你们先自己走一下吧。’他就到外面厨房走走。”实际上,话剧导演并不懂梨园戏,可他也没有请懂梨园戏的老师协助他,也就是现在盛行的所谓“技导”。其实,这出戏的“技导”早就存在,他就是这出戏的原创导演苏彦硕老师。《董生与李氏》1993年的第一稿,是苏彦硕老师用了二十天排出来的,该话剧导演不尊重梨园戏的行家苏彦硕最初已经形成的比较完整的导演版模样,除了舞美之外,他贡献不多。所以,龚万里认为这很“不公平”,因为所有的创意都是苏彦硕的,“基础是他打下的。虽然舞台样式改了,但表演呢?第三场,那些动作就是苏彦硕老师让我走一下,他再看,他的任务,我的创作,就出来了。后来(王)仁杰老师的剧本也多少改动一下,改动不大,但排到最后,怎么结尾,又没辄了。他(该话剧导演——引者注)还是这样说,‘龚老师,你们自己走一下,我休息一下。’”这就是话剧导演面对戏曲表演不知所措的地方。

既然导演说让演员们自己走一下,那么龚老师说“我就加了一个细节,我说:‘且慢!’台上其他演员就出戏了,他们就说‘戏都演完了,你要干嘛’。这是我加上去的。我说:‘待我烧几张纸钱,敬奉我的老前辈。’后面这句是仁杰老师加的,中间的细节是我加的,这样就变成有出戏现在这个样子。戏一走完,我就问怎么样?大家都同意了。为什么加了‘且慢’这一段呢?就是为了让观众知道,戏到此已经结束了,那你还要干嘛?还没完呢,我还要谢谢老前辈。所以才添了这个‘戏都完了,你还要干什么’这段戏”。”这真是将戏曲假定性的原则发挥到了极致,极具喜剧性的收场。

由此可见,话剧导演介入戏曲,尤其是有古老传统的戏曲剧种,斯坦尼的表导演观念是很难驾驭、穿透戏曲艺术的深厚传统的。当年之所以要请话剧导演来导这个戏,也是经过了一番周折。当时有一位著名的话剧导演来看过《董生与李氏》的初排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显然,她清楚自己排不了这个太古老的地方戏。为什么排不了?道理很简单,这些话剧导演都不懂方言。曾静萍说排梨园戏“尤其要懂闽南话,这种文化的东西、(基于)语言的音乐是很复杂的。一个音韵可以表达好多词,不懂这些,他是做不出来这些(剧种的特色)的。语言和肢体是一致的,要把他们弄出来(很不容易)。”的确,闽南方言直接影响到梨园戏的曲调,戏曲音乐是跟着方言走的,没有方言的音调就没有戏曲音乐,这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所以,完全不懂方言,就用话剧的东西肢解中国戏曲内在的体系,显然是南辕北辙的。

曾静萍回忆说,当时为了排《董生与李氏》这个戏有两个导演人选,“省人艺的导演一直在表态,但是没有方案,后来,是我提出来,我说我们上戏的老师对我们说他很尊重我们的莆仙戏和梨园戏,然后才连夜打电话,让他做一个导演阐述。就是因为这个导演阐述,我们后来请他过来导演。这个导演阐述现在收在他的书里,已经出版。应该说这个戏的舞美也是他设计的,因为原来的舞美做了很多稿舞美(方案),第一稿是线装书的舞美,不行,又做了一个很满的古大厝,也不行。后来是他走了泉州的很多闽南建筑、古民居,他说我们不要做舞美,我们就做一个演出场所。后来我们又把这些给拿掉了,舞台变得非常干净了。”为什么后来会不断把这些布景拿掉呢?曾静萍认为,虽然这些布景“强化了灯光和舞台,提升了梨园戏作为综合艺术的高度,这是他对《董生与李氏》的最大贡献。”但她也意识到,灯光和舞美在辅助演员的表演时,观众的感觉在瞬间可能会得到强化和提醒,不过,“这样也会让观众欣赏的心理空间变得狭小了。为什么不让观众自己去想,而需要靠外在表演的灯光和舞美?传统戏的舞台空间留给观众的余地那么大,我们现在把它给缩小了,这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对梨园戏而言,要做减法,把舞台上可有可无的东西尽量减少,让舞台更干净、更空灵,让演员有更多空间去展示。”其实,不仅仅是曾静萍,其他梨园戏人,包括年轻的一代都有了这种共识:“拿掉了我们也可以演得很好,不需要那些辅助(的布景和灯光);反过来,这也是因为我们的表演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这些外在的东西。”导演日后曾不断提及他是如何创排梨园戏《董生与李氏》的:“梨园戏拥有800多年历史,被颂为中国古代南戏的‘活化石’。面对如此古老而别样的文化遗产,如何使之走进现代并通达观众的心灵?如何深刻领略中国古典戏剧的独特之美?在这个戏的创作过程中,我制定了四个基本原则,具体为:重拾古典戏曲古风遗制;回归古典戏曲之自由精神;彰显梨园古戏之本体特色;弘扬古典艺术之时尚品格。这四个基本原则正是通过充分体认中国戏曲艺术的博大精深而对坚守戏曲之‘本’做出的强调。”可事实上,通过梨园戏人的回忆,《董生与李氏》真正的创排者应该是苏彦硕先生。不仅如此,重拾梨园戏古风遗制、彰显梨园戏本体特色的更应该是王仁杰、苏彦硕、龚万里,添加上的布景恰恰限制了梨园戏表演的自由。真正弘扬了梨园戏时尚品格的是梨园戏人,他们几十年坚守返本开新的理念,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国内外将追捧梨园戏视作新时尚的铁杆观众群体。

实事求是地说,对梨园戏的传统了解得越深、传承得剧目越多,就对梨园戏越充满自信。曾静萍就非常明确地说,现在她也反对舞美,因为梨园戏原本就“没有舞美,就是因为没有舞美,它才有那么多程式,走来走去,拐来拐去。如果舞美在的话,我们还怎么表演,就不用再爬楼梯了,不用再做什么上梯科,下梯科了。”的确,戏曲表演的这些程式完全就是在空的空间形成的。这个空的空间并不是因为古时候演出不方便携带布景,而是一种观念,与中国哲学中“无中生有”、“大象无形”、“以非客体为客体”的观念是相契合的。所以,曾静萍她说现在她导排的戏“舞台上基本上是没有东西的,有时候极致到只有一条长板凳。这是新戏,不是传统戏。《倪氏教子》里就是只有一个长板凳。全场就只有一个板凳。”严格说来,这个“板凳”并不是一个对象化的“所指”(“物”),即“所指”张三或李四家的某个具体的物象,而是一个非对象化的“能指”——“无”,而这个“无”在角色的念白、唱词、身段中显现为“床”“椅”“石”“山”“城”等的“能指”意象,这就是“无中生有”。而这个所谓的“显现”是在观众的心目-心观-心象中凸显的,这就回归了以梨园戏为代表的传统戏曲的审美特征,它“最原初的本质是诉诸想象”。梨园戏往往就是仅凭一条板凳演整出戏,曾静萍曾向蔡秀英学演的一出传统折子戏《大闷》就是如此,这条板凳和京剧的一桌二椅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对现代戏曲“不合时宜”的反思

关于梨园戏是否编演“现代戏曲”的问题,这些年梨园戏剧团上上下下也有不同意见,但最终还是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坚守传承梨园戏传统。曾静萍说梨园戏剧团坚守传统戏这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当时我们在剧团里的传统戏演出,整个团里都觉得是团部的事情,和他们没关系,他们只是(觉得梨园戏对)下乡(演出)重要。后来他们发现,这种(草台)演出才是真正在检验自己,而不仅仅是为了乡土观众等其他原因,(草台)才是真正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的很好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把草台对于传统剧目的演出从团部的认识扩展为全团的认识,我们经过了大概有五六年的艰难过程,因为人的认识改变是最难的。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方草台是最好的,这方草台不是能够随便的,对来这方草台看戏的人要认真对待。”既然有了这个共识,还要有措施加以维护。曾静萍从她自己和梨园戏特别受到昆曲艺术家的尊重这一点得到了启示,梨园戏在传统和格调上是最接近昆曲的,因此,也应当像昆曲那样坚守自己的剧种特色——发扬梨园戏以“静”、以“情”为核心的唱、念、做的表演理念,更加凸显古老剧种“看戏”“听曲”的独特韵味。曾静萍说:“我们最近在尝试一种新的表演方式,类似于小剧场方式的沉浸式演出,(与观众)很近的,不带妆容出演传统折子戏。然后把这些折子戏的节奏再拉、再撑,慢慢地来演,细细地打磨。目前我们就是在做这样的实验,至于先锋实验性的戏曲就让戏剧(话剧)的去做吧,我们戏曲就是把自己的传统折子戏——特别是有身段的折子戏,男女对戏也好,独角戏也好——演好。现代戏曲的节奏都太快,(传统折子戏要)更慢一点,这样非常好。”显然,梨园戏剧团目前尝试的“新的表演方式”与时下追求快节奏“艺术完整性”的现代戏曲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却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福建梨园戏剧团几十年来之所以会形成坚守传承梨园戏传统的共识,其实也是因为对现代戏曲有了重新的认识。从历史上看,梨园戏剧团编演现代戏是有传统的,这一点直到现在龚万里还记忆犹新。他说:“梨园戏从53年开始有了剧团以后,从《赤叶河》到现在,不要说上百出,至少有几十出,我现在可以记起来,不包括‘文革’后的现代戏,我们老师傅一队的,就是以苏乌水为首的这一队,演过《不准出生的人》《红石钟声》等剧目,这些是大戏。第二演出队,演过《南方来信》《阮文追》《海防线上》《南海长城》……我们的第三演出队演出过《三村姐妹》《向阳村》《琼花》《彩虹》《刘四姐》《补锣记》、《两块六》,还有我们的小戏,《婆媳俩》《晒花生》……很多,在全省是排得上首位的。所以,梨园戏演现代戏是不得了啊!后来我们尝试过用第二演出队来演《女飞行员》,问题是怎么演?后来是用话剧来演,他们学了一段时间的普通话,然后用话剧的方式演《女飞行员》,演到省里,还得了奖。当时的省话剧团的人很佩服地说:‘你们地方戏,地瓜腔,敢演话剧!佩服!’所以说,梨园戏演现代戏其实可以成为一种传统。当时我们演(现代戏)不仅群众非常欢迎,我们省其他剧种的剧团也喜欢,也佩服。当时的第一、第二演出队演现代戏都是连着几十场演下来的。发高烧都要上去演,因为没人了,当时一张票是一毛五、还是一毛二,算是很贵的,观众都要看,你不演的话,不行啊。当时最好的戏院是‘群众戏院’和‘大众戏院’,‘泉州影剧院’是后来建成的,把最好的剧场让给我们,这样演了几年。所以,现代戏为什么在梨园戏这里会形成传统是有原因的。‘文革’后也演出了几个现代戏,也不错,包括王仁杰老师的《枫林晚》。”

虽然龚万里对梨园戏演的现代戏曲仍很有感情,当年他还因为演《打铜锣》这部现代戏获得了首届的福建省青年演员金牌,但也恰恰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了现代戏曲“不合时宜”的看法。他说:“为什么梨园戏的现代戏没有办法保留下来?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好久,大致将所有的现代戏梳理了一遍。梨园戏从建团以来,所有演出过的现代戏为什么没办法保留下来成为经典,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四个字——‘不合时宜’。以前那些为了批判地主,像《赤叶河》那种我们先不讲,就讲后面的那些农民翻身的题材,比如像《夺印》,就是讲农民生产队的故事,后面还有反映越南战争的,像表演抓特务之类,现在恢复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还有就是观众隔了那么多年,再演这些会感觉很奇怪,第一是离观众很远,第二是和我们当下政策的主导方向也有距离。表现越南战争的就更不用讲了,这些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我演过《长山火海》,我演的是反派一号,美国的雷诺上校。我们后来在‘文革’中间演出的《海港风暴》,那也不行,打倒‘走资派’的,我也是演反一号。”不仅“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如此,即便到了新时期,“不合时宜”这个问题仍很突出,龚万里甚至认为,“现在的现代戏不是命题就是应景。命题你说服了作者,就为当下(评奖、晋级),只是应景,这样一来,写得很吃力,看得也不过瘾。”

由此可见,“现代戏曲”之所以“不合时宜”的关键就是在题材选择上的这种实用功利性。关于这一点,主演了《董生与李氏》的龚万里特别有感触,他说:“我们到里昂演出,那里的剧场是罗马斗兽场的半环形舞台。观众买票进去了还得带着一个坐垫,(因为)它的座位是石头的,很凉。当时观众坐得满满的,演出完了,观众的热情仍然高涨。其实,那时候装台的工人正在罢工,但还是在那边帮我们把舞台装好。他们那儿有一个习俗,如果观众看得满意,他们就会把坐垫扔到台上去;看得很满意,有一半的观众会扔到台上;看得非常满意,好像雪花一样扔到台上。《董生》这出戏就是第三种,太让我们感动了!他们也不走,一直鼓掌。刚开始我们看着都吓呆了,因为他们之前告诉我们,如果有扔什么东西,你们别怕,那是他们对你们的肯定和赞赏。演完之后,在台前堆了一大堆(坐垫)。那天晚上我很激动。……《董生》是商业演出。商演还能这样,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为什么《董生》一剧的演出在欧洲那么轰动呢?其实这就很有说服力的证明了为什么现代戏曲留不下来的主要原因——受时代的限制。而《董生》之所以能打破国界,让异域的观众也欣喜若狂,就证明这个戏具有了人类共情的普世性,这是能贯通世界永恒价值的普世性。

20世纪80年代初,王仁杰創作的《枫林晚》到北京演出,虽然也得到了一些肯定,但这个戏并没有传下来。原因是什么,林苍晓认为,“这毕竟是现代戏,他很多台词都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那时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很多台词和现在有距离,(如果现在恢复演出已)已不太合时宜,所以没有成为一个经典剧目。王老师后来改了一稿,但是改得也比较少。”在《枫林晚》之后,梨园戏剧团就再也没有演过现代戏。之所以不再涉猎现代戏,是基于大家的一些共识。林苍晓、张纯吉认为,“《枫林晚》这部戏也可以说是梨园戏演得最好的一部现代戏,从剧本、音乐、演员……那时候许天相老师他们也才四十多岁,很适合演。他们经历过‘文革’,以前演的现代戏多,他们那个时候不能演古装戏,所以他们演得现代戏是最多的。而且,他们那一批刚好有过那种生活体会,在舞台上表现的就是和他们的生活中是一样的事情,(所以)很自然。如果《枫林晚》放到现在,还是照着那个本子来演,像我们年轻演员很多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体验过那种生活,是演不出来的。像踩自行车,现在都开小轿车了。所以说,我们这一届的下(到农村草台)去演,不好演。没有那种体会。……现在我们都偏向演传统戏,偏向于演新创作的古装戏,就没有再去演这种现代戏。”

的确,传统根基深厚的梨园戏如果演现代戏的话,很多程式动作都用不上了。这是很多戏曲剧种要面对的共同的问题。所以,林苍晓认为,“还是演古装戏好,现代戏不好演,过桥它就给你弄个桥,入门,他就给你搭个门,那多麻烦,你再比划(虚拟)那些动作就多余了,就很奇怪了,都不一样。现在要排个现代戏会很难。今年是建党100周年,要演一些红色题材的,(团里)弄了一个《英雄虎胆》,这些年轻演员分配角色的时候,一直感觉不到那种气息,确实是太为难他们了。连出场都不知道要怎么走,因为没有什么科范可以让你走出来。现代戏好像没有什么模式,主要是靠演员,就是纯粹靠演员,没有什么科范可以让他们去套。戏曲演现代戏与传统戏不是同一个方向,和传统戏曲的特性是相违背的。现代戏能留下来的极少。传统戏是几十年都可以再演,可现代戏传不下来。”对此,张纯吉也有同感,他说:“你说要扮个土匪,土匪的概念是什么,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而且你没有一个什么样模式让他们去学,如果以前有(形成一个模式),让他们照那个模式去演,可能好一点。有一次我们去看现代戏汇演,完了以后,包括到上海都是如此,堆了满屋子都是那些道具、布景,这是我们第几届去参加汇演的,汇演完了就没演了,就扔掉了。它只为了汇演,就全部没有再演,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但是你不这样做又好像不行,剧团也觉得很无奈,扔又不敢扔,投资那么多钱,就只好一直放着。”事实上,戏曲界对这种一锅端式地要求各剧种排演现代戏所造成的资源极大浪费现象应加以改变的呼吁已有很多年,可就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根本的改观。

所以,林老师和张老师都不太看好全国每个院团都排演现代戏这件事,林老师说:“如果仅仅就是今年演演也就罢了,现代红色题材剧目汇演不知道有多少个现代戏,可真正能留下来的没有多少。”毋庸讳言,这是每个戏曲院团从业者都心知肚明的事实。张老师则认为,“我觉得既然要纪念,这虽然是应该的,但最好在全国征集好的剧本,然后题材好的,可分配到几个院团来做,就不要让这些传统(深厚的)戏曲院团也要硬着头皮去弄这些。我是举重的,叫我去打羽毛球?当然,歌仔戏可以,它比较年轻,它每个剧种的东西都学。”的确,有区别地选择一些院团排演现代戏,实际上是更尊重不同剧种的特性,也是大幅节约创作成本的有效办法。


余论

梨园戏上承南戏的余绪、南音(泉腔)的灵魂,下接“十八步科母”的完整表演程式,“小梨园”“上路”“下南”三个流派各十八棚头戏目的遗产,虽无“打”戏,但以“静”、以“情”为核心的“唱”、“念”、“做”表演理念,更加凸显了古老剧种“看戏”“听曲”的独特韵味。因此,在政府的政策鼓励支持下,应该允许少数稀有、濒危、古老的剧种不受各种硬性规定干扰的,走出一条与历史的演剧模式相衔续的自然演进的路径,最大可能的保留各稀有、濒危和古老剧种的演剧体制的艺术特色。显然,用“现代戏曲”的模式来限定梨园戏等稀有、濒危和古老的戏曲剧种只会迅速导致这些剧种的变异乃至最终消亡。事实上,并不是像梨园戏这样的古老剧种愿不愿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变革的问题,而是“现代戏曲”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模糊概念,这是一个将梨园戏、祁剧、婺剧、莆仙戏、秦腔或川剧等地域性的独特剧种的个性加以抹杀的概念,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戏改”运动所遗留下来的突出问题的标签,即无视剧种的历史和限制一律都要编演现代戏,使之现代化。其实,这个所谓的“现代化”,事实上就是将戏曲艺术西方戏剧话剧化,即故事敷衍非歌舞梗概化(而是话剧的故事“情节整一性”的起承转合、陡转、发现、高潮的亚里士多德化),叙述方式非戏曲诗性代言化(而是话剧的现代散文日常口语化),人物形象非间离类型化(而是话剧人物性格的个性化),表演方式非行当中介化(而是演员“进入角色”“体验化”),舞台空间非身段画景化(而是话剧舞美的逼真实景化),化妆装饰非表意脸谱化(而是话剧的日常生活化)等。毫无疑问,曾静萍、龚万里先生所担忧的传统戏曲美的赓续问题,近三十多年来已经被作为主流演剧形态的“现代戏曲”所遮蔽,成为文化主管部门所鼓励、所激赏,演艺院团和演员群体习焉不察所认同的“新传统”,甚至被褒扬为未来戏曲发展的新走向,这是不能不令人深思的!事实上,虽然梨园戏剧团在现代戏创演上相对被动滞后,但却在探寻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多重路径上下足了功夫:或以传统结构驾驭现代题材(如《董生与李氏》);或对传统剧目加以整编赋予新意(如《节妇吟》);或对传统残折剧目加以捏戏重生(如《董永》)等。他们的这些努力既维护了深厚的传统,也培养了几代熟悉喜爱追捧传统的新观众,更赢得了世界戏剧界同行的激赏尊重。梨园戏剧团新时期以来“返本开新”的理性思考和创演实践,非常值得政府主管部门和戏曲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编辑:邓莉萍 审核:陈江进  终审:刘慧)